当清帝国的旗帜在1912年从全国城门褪下时，德占青岛的大鲍岛并无锣鼓，却在华商的院落里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交接。广兴里——这片里院巨构的“心脏”——从广东商帮领袖古成章的名下，转到了江浙“三江商人”周宝山的名下。交易之外，更像是一场权力的更替，一次在德国法与华人“规矩”共同作用下的体面安排。是年九月三十日，孙中山来青岛，入海关而出，第一站即至广东会馆致辞，同乡簇拥；但在会馆之外，更大的力量顺势流转，沿着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之间的街角，悄然改变了这座城市华商的版图。
城市边界与会馆秩序
德占初期的青岛，华洋分治，法令与习俗彼此交错。对于华人群体，会馆既是“家”，也是“官”。广东会馆在芝罘路落成的那年是光绪三十二年，1906年，它立规矩、聚香火、办集事，像一个小小的准政府与准法院。三江会馆则在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应运而起，周宝山与丁敬臣等人联袂筹建。落成典礼之隆重，连山东巡抚杨士骧和胶澳总督都沛禄（Oskar von Truppel）也同日到场，这不只是面子，更是权力的背书。在会馆这个组织形态里，乡缘即纽带，商规即契约，礼法交织，彼此承认又相互牵制。
两股商力的相遇
广兴里最初的故事，得从更早的1901年说起。古成章，广东香山人，“大成栈”的经理，走南闯北的嗅觉引他在博山路买下地皮，盖起两层商业楼。那时大鲍岛还在泥石间翻身，他的楼像旗杆一样竖起，成了广东商帮在青岛的第一面旗帜。这股南来的力量讲究速决、靠胆识；而周宝山，浙江慈溪人，经营“周锐记”，背后是一个横贯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的内地网络。他代表的是“三江商人”的组织力与资本厚度。一个靠“开山之作”，一个借“后来居上”，两股力量在同一个地盘上逐渐相向而行。
从“商务公局”到“华人信任”
1910年是胶澳官场与华商关系的拐点。德国总督府撤销了原有的“中华商务公局”，改为直接委任四名“华人信任”，专门协助处理华人事务。名额分配清晰：齐燕会馆占两席，三江会馆与广东会馆各得一席。古成章与周宝山，双双进入这四人的核心圈。清政府颁布《商会简明章程》，青岛的三大会馆遂呈报“胶澳总督”批准成立“青岛商务总会”，其后“青岛中华商务总会”在天后宫设会址，以章程明文，连结会馆与商界。表面看是机构更替，实则是治理工具的升级：德方需要一个能沟通华人社会的中介，华商也乐见一个承认其自治的渠道。
革命的鼓点与北帮的退潮
辛亥革命的声浪传到海边，1912年间，北方商帮——齐燕会馆——因与清廷关系密切而受冲击，这是权力版图的自然后果；而广东商人本应得势，毕竟孙中山乃同乡。9月30日，孙中山到青，拜会海关后即赴广东会馆与同乡交谈，后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发表演讲，场面热烈。但政治的亲近并不自动转换成账本上的数字。贸易中断的风浪、资本调度的难题，或因革命未定的局势，或因个人决策的失手，让南来老牌的广东帮在经济上渐显疲态。商场如潮汐，退进之间，眼光与胆识皆要与时局匹配。
一桩体面的交易何以达成
就在这一年，一个足以震动大鲍岛的决定落下：古成章将广兴里连同尚未完全建成的地皮，转让给他的竞争对手周宝山。外界看是一宗买卖，内里却是“规矩”与“法”的双重作用。德占的地政科需要白纸黑字的德文契约，价格、范围、权属都得明明白白；而在会馆的圈子里，还要有另一份更能约束人心的中文“君子协定”，承认“开创之功”，保证“体面退出”。这类契约可能在三江或广东会馆的密室中，由几位年长的商会长老见证，讨论不止一次，谈的不是墙砖，而是未来的秩序。古成章得到现金，保全实力与名望；周宝山接手地块，确立新霸主的姿态。这种处理方式合乎“和为贵”的老理儿，也合乎总督府的法条，法律与人情彼此咬合，成就一次无声的权力接力。
广兴里的重生
周宝山拿到广兴里后，并非原样维持。1914年，他在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三面合围扩建，一座更宏伟、布局更完整的新广兴里拔地而起。与其说是建筑升级，不如说是三江会馆势力鼎盛的明证。里院一面临街，商铺排列，另一面深入巷里，居住与交易互相渗透，这是青岛华界“生活—商业”一体化的典型画法。建筑的每一根梁柱，背后都是资金与网络的实证。
从档案里看见余波
所有权的变更被认真记录。德国法院与地政部门的登记，留有契约与存根。后来的史料中，还能看见“第四任业主——张仲馀土地所有权证书存根”的踪影，说明广兴里经历了再次易手。波澜不在纸上，在纸背之后；每一次产权更迭，都是城市经济结构微妙调整的回声。
制度小科普：殖民法与商帮规矩的相互咬合
德占青岛的法律体系强调契约与登记，这是现代地权的“硬法”；而华人会馆的章程、同乡之间的约定、商帮内部的纠纷化解，构成了另一套“软法”。法社会学称之为“法律多元主义”：国家法并非唯一来源，团体规范同样具有约束力。在广兴里的转让里，两套秩序并不彼此否定，而是形成一个嵌合结构。德文契约保证产权流转的公信力，中文约定保障人在圈子里的脸面与信誉。对商人而言，失信于会馆比违约于官府更可怕；对总督府而言，能找到被社群承认的“华人信任”，远胜孤立地执法。“礼法合治”，古人说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在殖民地语境下依旧成立。
从四名“华人信任”看权力配置
1910年的“华人信任”名额分配，透露了当时的权力数学：齐燕会馆两席，广东与三江各一。齐燕的北方背景与官府联系使其当时占优；但辛亥之后，它受冲击最大。古成章、周宝山的共同进入，既是个人声望的认可，也是两家会馆在治理架构中的锚点。随后，三大会馆联名申请成立“青岛商务总会”，三江与广东分别占据地盘与话语。会馆不只是乡缘组织，更是政策快递站、纠纷协调所、信用认证中心，它为德方提供“可对话”的对象，也为华商提供横向协作的通道。
双雄对照与命运的拐点
若把时间摊平，古成章与周宝山呈现的是两种商路的对照。一位在1901年先手落子，嗅到大鲍岛未来，以广东会馆（1906）为阵地，凭个人领导力拉起队伍；另一位在1907年携资本与网络入场，三江会馆起步即有官方加持，善用组织架构稳步推进。到了1910年，两人皆获总督府“华人信任”的承认，话语权相近；1912年革命来临，政治亲近却未必转化为商业优势，广东帮未能借势扭转走势；而周宝山在1914年用新广兴里的拔地而起，兑现了“后来居上”的承诺。双雄并立的格局一度呈现为“一南一北”：南边广东会馆，北边三江会馆，各有领袖，各守地盘，彼此竞逐又彼此需要。命运的拐点常在时代的裂缝里，谁能调整航向，谁就能接住新的风。
会馆里的司法与市场的温度
在广兴里这场交易的背后，是会馆作为“准法院”的运作逻辑。争议不必闹到总督府法庭，先由会馆调处；条款不必写到最硬，先考虑彼此体面。它与德国法并行不悖：一份德文契约向官署备案，一份中文约章在会馆里口碑流传。这样的双轨保证了交易不仅合法，更可持续。对青岛这样一个被殖民却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而言，这种多元秩序让市场有温度，让权力有边界。
广兴里之外的城
将视线稍微拉远，可以看到更多细节。1907年三江会馆落成不久，清政府的《商会简明章程》为各地商会正名，青岛的三大会馆联手上报，“青岛商务总会”获胶澳总督认可；同一年，日后在天后宫设址的“青岛中华商务总会”成为华商公开的议事平台。1910年的机构更新与1912年的政治震荡，像是两次大潮，拉扯着商帮的兴衰。古成章在鼎盛时被委为“华人信任”，周宝山在崛起中亦名列其间。孙中山到访，广东帮得以在政治上重振士气；但是账本与工地决定胜负。周宝山在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的三面合围，不只建起楼院，也围拢了三江商人的话语权。
尾声：在青岛的风里看见人情
广兴里的契约后来还在德国法院与地政档案中被翻检，连张仲馀作为第四任业主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存根也成为史料的旁证。若说这桩交易给予我们的启示，便是看见城市的中国面孔如何在殖民制度的缝隙里生长：他们懂白纸黑字，也信“人情世故”；他们敬重开创者的功劳，也承认后来者的实力。权力交接不必轰鸣，商帮博弈也能“礼下庶人”。这座里院的变更，既顺从德国当局的法律，也遵循华商社会自立的规矩。法律多元并非抽象学说，而是落在一砖一瓦的广兴里，落在一纸契约与一声叩门之间。风从海上来，人从四方来；有规矩的交易，有温度的秩序，才是商人社会真正倚重的城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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